言惠知 (佘诗曼 饰) （佘诗曼 饰）放弃高等法院前程，主动降职去少年法庭，是崇高的理想主义，还是对司法资源的“任性”浪费？
正方（支持理想主义）认为，言惠知的抉择体现了法律人的温度与担当。她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在亲身经历一桩震动社会的青少年悲剧案件后，深刻认识到“事后惩戒”的局限性。她坚信预防与拯救比单纯的惩罚更有价值，少年法庭正是介入、引导边缘少年的关键前线。她的选择是将个人专业能力投入到社会最需要、也最被忽视的领域，是真正的“人尽其才”。
反方（批评为任性）则指出，高等法院法官职位责任重大，培养一位成熟的法官耗费大量司法资源。言惠知因个人情感触动就放弃重要岗位，可能是一种“精英式”的自我感动。有观众质疑：她在少年法庭的“个案拯救”模式，效率是否太低？其影响力是否远不如在高等法院通过判例推动系统性改革？这种争议恰恰是《正义女神国语》抛给观众的核心思考。
剧中言惠知多次对犯下严重过错的少年给予改过机会，这是否过于“圣母心”，变相纵容了犯罪？
这是该剧最具现实争议的投射。言惠知在处理例如涉及严重校园欺凌乃至伤害案件的少年时，会深入调查其家庭背景、心理状态，并尝试引入社工、心理辅导等非惩戒手段。她的一句关键台词是：“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不是放过他们，而是给他们一个负担一生的责任——去变好。”
反对观点认为，剧中对某些恶性行为的处理显得“轻拿轻放”，可能向现实中的潜在施害者传递错误信号。特别是当受害者家属痛苦万分时，裁判官却极力为施害少年寻找“苦衷”，这种戏剧冲突让部分观众感到不适，认为过度强调了施害者的“不幸”，却稀释了其行为的“恶意”与对受害者造成的实质伤害。支持者则反驳，这正是少年司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所在，目的不是“原谅”，而是阻止一个“坏掉”的少年在未来变成更危险的成年人。
谭耀文 饰演的资深法官与言惠知理念冲突不断，谁的观点更代表“正义”？
谭耀文饰演的角色常作为言惠知的“对立面”出现，他代表的是传统、严谨、以法律条文和程序正义为优先的司法观念。他批评言惠知过于感情用事，将个人情感带入判决，可能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与一致性。两人的激烈辩论是剧集的思想火花。
实际上，剧集并未简单判定孰对孰错。谭耀文的角色提醒着观众也提醒着言惠知：过度的灵活性可能滑向主观臆断。而言惠知则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，试图证明僵化的条文无法应对复杂的人性悲剧。他们的冲突，本质上是“规则正义”与“个案正义”在少年司法领域的永恒博弈。
陈炜 、许绍雄 等配角的故事线，是丰富了主题，还是分散了主线焦点？
陈炜饰演的社工、许绍雄饰演的资深司法人员等，共同构筑了围绕少年问题的社会支持网络图景。有观众认为，这些支线生动展现了少年犯罪背后的家庭失能、社会支持缺失等系统性困境，让言惠知的“拯救”不再是她个人的独角戏，而是需要多方协作的系统工程。
但也有批评指出，部分配角故事略显套路化（如周嘉洛 饰演的叛逆少年），与主线衔接不够紧密，偶尔会打断言惠知主线案件的叙事节奏。不过，马贯东 、蒋祖曼 等饰演的问题少年及其家庭案例，大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感染力，有效支撑了剧集的社会议题深度。
《正义女神国语》对青少年犯罪根源的挖掘，是深刻写实，还是流于表面？
剧集尝试触及多个根源：原生家庭暴力与忽视（如戴祖仪 饰演的角色）、朋辈压力与校园霸凌、社会阶层固化与绝望感等。它没有将犯罪简单归因于“学坏”，而是展现了少年在成长生态系统崩溃下的无奈与迷失。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。
然而，也有深度剧评认为，受限于剧集篇幅和商业属性，对每个根源的探讨都像“案例简报”，缺乏更社会学或心理学层面的纵深剖析。例如，对网络亚文化、精神健康问题等当代诱因的涉及较浅。它成功引起了大众对少年司法问题的关注，但离“深刻解剖”尚有距离。
大结局处理方式合理吗？言惠知的理念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胜利？
为避免剧透，概括而言，结局并未给出一个“言惠知模式大获全胜”的简单答案。她依然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前行，某个关键案件的处理结果甚至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开放性。有观众觉得不够“爽”，希望看到更明确的成功范式。
但这恰恰可能是剧集最合理的处理：少年司法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。结局强调了“持久战”与“系统性改变”的必要性，言惠知点亮了一盏灯，但照亮整个体系仍需时间。这种不完美的结局，反而更贴合现实世界的复杂况味。
为什么有人盛赞《正义女神国语》是“港剧社会题材回归”，有人却觉得“说教味太浓”？
盛赞者认为，该剧继承了港剧关注社会民生的优良传统，以专业法庭戏为外壳，深入探讨了极具现实意义的青少年犯罪议题。佘诗曼的演技撑起了角色的信念感，使得“说教”升华为“信念的传递”。
感到“说教味浓”的观众，则指出部分台词过于直白地输出理念，某些情节设计为凸显主角理念而略显刻意，戏剧冲突的模式化有时压过了对人性的细腻挖掘。这种观感差异，源于观众对剧情“纪实性”与“戏剧性”平衡点的不同偏好。
如果重拍，最应该调整的是什么？
许多剧迷建议，可以适当减少单元案件的数目，深化其中两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。花更多篇幅展现言惠知判决后，少年在社区矫正、心理康复中遇到的真实反复与困难，以及受害者家庭的漫长疗愈过程。这能让“拯救”的主题更具厚度，而非停留在法庭内的“判决瞬间”。
此外，可以加强谭耀文等对立角色的背景和理念建构，让冲突不仅仅是立场之争，更是两种深厚司法哲学的具体碰撞，使剧集的思想层次更加丰富。
文颂娴 等资深演员的加盟，对剧集质感起到了什么作用？
文颂娴等演员饰演的少年家长或社区人士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凭借精湛的演技，在短时间内塑造出令人信服的角色，无论是绝望的母亲、无奈的父亲，还是冷漠的监护人，都极大地增强了剧集的生活实感与情感冲击力。他们让围绕少年的“生态系统”变得真实可触，是剧集不可或缺的“绿叶”。
如何看待《正义女神国语》中“法律”与“人情”的平衡艺术？
剧集的核心命题正在于此。它通过言惠知之口不断强调：法律不是冰冷的机器，其终极目的是人的福祉与社会和谐。在少年司法中，机械适用法条可能造成二次伤害，但完全让位于“人情”又会丧失公平底线。
剧集展示的平衡艺术是：以法律为不可动摇的框架和底线，以“人情”（即对个体处境的理解与关怀）为调查、量刑和执行过程中的必要考量。言惠知的所有尝试，都是在法律赋予裁判官的裁量权空间内进行的。这种探索虽然充满争议，但正是推动司法制度不断演进的重要实践。《正义女神国语》的价值，正在于将这种专业的、艰难的平衡过程，生动地呈现给大众。